关于治学的一点思考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关于治学的一点思考    


《世界汉学8卷“文化对话”栏目下刊载了高利克的文章,题为《歌德〈浮士德〉中的哥特式房间和日本箱崎的一间陋室》,副题为《关于郭沫若在19191010翻译的一些看法》。作者以“很可能只是从《郭沫若专集》中随意地提取了”信息,而使专题论文的一处附录“并不属实”的问题切入,将郭沫若发表在19191010《时事新报》的《学灯》副刊第五版上的《浮士德》第一部中的《夜》的汉译,与雷克拉姆出版社1975年第26版《浮士德》的原文,并约翰·奥斯特的英译本做了比较,指出郭译中对原著的“误读”,与译者在箱崎的那间狭小陋室的总体状况和内在性情有关,从而考察翻译者的文化背景、个性特质、生活处境对翻译文笔的影响。


       我对文章的内容倒并不怎样热心,但对作者的治学态度是肃然起敬的。文章的开头是一段与论文内容关系不大却十分醒人耳目的话:


   


       中国的图书编目家有时对一些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图书不够重视,也没有把它们提供给读者。这与很难找到更原始的材料有关(至少过去如此),有时也与相信前辈批评家所陈述的事实有关,或者与当代大多数中国学者未经仔细比较就很快作出结论有关。


 


 中国的图书编目家的工作,我不知其详,但就目下的研究风气来看,确实有许多不尽人意的现象。


 说是更原始的材料很难找到,倒是不假。但能找得到的是否就会被重视,却也难说。看今天的学者,肯于爬梳剔抉,皓首穷经的就很不易见。清人下过很笨拙的功夫,做过许多基础工作,为后来的研究者铺垫了许多路,到今天我们还是多有仰赖。现而今,更多的人习惯于张了口袋在路边敛桃子,肯于栽树培土的就很寥寥。于是就带来另一个问题:相信前辈批评家所陈述的事实。


 这在不肯苦心劳作的人,也只能如此,亲自种植做不到,就只能贩卖。贩卖也是要讲求质量的,若是识货,又不至歪曲,至少做了一回真理的宣传者,但如果不辨真伪,随心所欲,就贻害无穷。就是前辈批评家中,也有靠了不断的敲击奉献出燧火的,也有随时俯仰没有学术立场的。只一味地相信,往坏处想,就是不能走出误区,往好处想,也是难以趟出新路。东施攒眉敛鬓走在路上,还自以为捧了一颗西子的心,而东施的效仿者也攒眉敛鬓地走在路上,甚至不知道还要假装捧着一颗西子的心。这就造成一个大闹剧:当代大多数中国学者未经仔细比较就很快作出结论。


       这位来自斯洛伐克科学院的学者,一定是对中国的学术状况深以为忧,不吐不快,才在文章开头,表达这样中肯的意见。这样的意见,大概也只有一个直性子的外国人才肯直言不讳。我们如果肯于正视和检省自己,对这样的意见,是应该虚心地接受下来,汗颜之后,痛改前非的。于是,我们要给“当代大多数中国学者”提两条基本的建议:


一、仔细比较一下;


二、不要急于做出结论。


 


注释


①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1.11